毕竟职业阶层社会思想是宗教改革以来德国思想界关于社会分层问题思考的重要成果，
随着中世纪后期各个地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封建国家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人们对世俗劳动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与此同时，教会人员所从事的精神职业则受到越来越多地批判，一系列社会宗教运动也彰显了教会与世俗世界之间关系的危机。
它不仅颠覆了将僧侣职业置于世俗职业之上的传统观念，而且形成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新价值观——天职观。
在路德看来，教徒精神上和世俗的天职无法与个人分离，而是一起结合在个人身上。
在路德看来，世俗生活和政治生活受到宗教法则的制约，因为它们体现了上帝的意志。
他强调人并非其行为的主导者，所有的人类行为只是在服务于上帝，按照上帝的旨意办事。
在路德眼中，天职不仅是神的命令，也是一种为来世做准备的自由而愉快的服务，天职处在于基督教关于自由的辩证法中，即教徒既是神的奴仆，也是世俗世界的自由人。
人们从这种自由中引申出了对世俗职业劳动的关照，避免了利用天职来从事不敬神只追求自身利益的做法。
路德强调社会流动或者社会等级的爬升不是职业的目的，反对为追求名利而变换职业的活动。
“人应该满足于自己既有的社会地位……从一个职业或等级变为另外一个职业或等级在路德看来是有可能的，甚至从公益的角度看是值得鼓励的，但它只能是在神需要的前提下和并非出自自私自利的考虑时才能予以考虑和协商”。
路德的天职学说构成德国新教国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并对天主教地区的现实生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天职(Beruf)一词日益褪去宗教色彩，并且越来越接近世俗的职业。
1736年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对于人们用宗教色彩浓厚的Beruf来表达职业和生活方式的意思，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但这种担心在半个世纪之后就显得多余了。
1779年著名学者佩斯特洛奇 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般公民所从事的职业，并将它与家庭幸福和赚钱等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职业几乎就等同于能够赚钱的职业。
而在1780年出版的德意志百科全书中，原来几乎完全同义的两个词——Berufung和Beruf被清楚地区别开来。
前者成为一个纯粹的宗教用词，其含义是宗教上的天职，后者则是世俗用语，指代世俗的职业和行为，并将职业和责任整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向全欧洲扩展，沉重的打击了德意志地区的旧势力，原来的农奴制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在革命浪潮的冲击面前难以为继。
德意志各邦需要一套新的社会分层原则来稳定统治秩序，确保整个社会正常流畅的运转。
费希特将职业与阶层身份和义务等结合在一起，进而将他们整合进德意志民族国家建设的宏伟蓝图中。
他在1800年《论永久和平》一文中指出：选择作为个人身份的职业不能按照个人喜好，而是应该按照义务，人们的职业身份最好应该符合自己的能力、教育水平和生活环境。
由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理性是所有人的一项义务，职业身份的选择也因而变成一项义务，实现这一目的本身就是人的一种使命和义务。
在此基础上，费希特对当时人们的职业进行了等级划分：高级职业包括学者、德高望重的教师、有很高美学造诣的艺术家以及国家公务员，低级职业阶层则包括农民、手工业者、低级工匠、工厂工人和商人。
那些低级的职业主要是与物质性的东西打交道，而高级职业则是为了促进理性目的的实现。
费希特这种以职业进行社会分层的思想一经提出，便受到广泛推崇，并得到后来者的不断补充和完善，它将职业、阶层和劳动荣誉感结合在一起，成为德意志民族职业文化的内核。
而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之后，认为在议会中职业阶层的利益代表机制要优于政党原则的观点在德国思想界占了上风。
1865年，赫尔曼·瓦格纳按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原则，将整个社会分为物质职业阶层和精神职业阶层，前者包括农民、体力劳动者和商人阶层。
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宣传来看，各种政治势力在进行宣传的时候，无论是右翼的纳粹党还是左翼的德国，他们都寻求按照职业对德国社会进行分类，使自己的政治宣传与特定职业群体的政治诉求联系在一起，这在对中间阶层的宣传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美国学者托马斯·奇尔德斯曾经对当时的宣传分类进行了统计，认为对中间阶层的分类存在5种情形：
一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它将所有中产阶级都囊括在内，但主要是指那些独立开业者；
三是指农民；这三类人群构成了所谓的旧中间阶层，它基本是以职业为基础进行划分。
许多政治材料都是按照职业群体的分类来编辑和分发，其中特别强调反映那些大的职业群体的利益诉求。
“人民党的公务员政策”、“国会中的白领工人问题”、“农业与人民党政策”以及“人民党的中间阶层政策”。
而在纳粹党1932年的190种宣传材料中中，超过1/3都是特别针对农民、公务员和工人等特定职业群体的传单和小册子。
值得注意的是，各政党政治宣传中处处显露出职业阶层社会思想的影子不能简单视为一种政治策略。
在20年代出现的许多小政党中，很多都是基于特殊利益、地域或者单一问题建立起来的，这些政党都有强烈的社团主义倾向，主张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
这些政党认为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保护中间阶层的利益，魏玛议会体制被大企业和大劳工组织的利益所主导，主张结束这种分裂性的政党政治，创造某种社团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这种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就是职业阶层社会。
“魏玛共和国的政党政治正在消灭德意志民族，正在摧毁每一个职业阶层……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建立在职业阶层基础上的代理制。”
表面上看，职业阶层社会思想似乎是前工业革命时期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思想的残余，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在欧洲中世纪社会中，职业能够给工匠和农民提供一种正式的身份，确定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利和地位以及这种身份所带来的道德和社会责任。
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在战争、革命、通货膨胀以及大萧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下，传统的职业阶层的观念已经蜕变成一种防御性的社会意识，成为受到现代化冲击的社会阶层维护自己特殊利益的一种手段，缺少了以前的很多积极的内容。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职业阶层这类社团主义的观念，已经不再是一种前工业社会的思想残余，而是成为在竞争异常残酷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利益集团的一种利益表达形式。
1 林纯洁.世间的责任：作为社会关系基础的马丁·路德天职观[D].北京：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
2 梅义征.拉特瑙“共同经济理论初探”[J].安徽师范学院学报，1994(4).
3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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